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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国学班《德国现代化进程之路》的课程感悟和启发

时间:2018/11/21 10:26:52   作者:王小语   来源:中国培训之家   阅读:331   评论:0

德意志从一个传统、分裂、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统一、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这数百年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李工真教授选择了一些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来讲述,对这段漫长复杂的历史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李教授没有孤立地铺陈德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把这一进程与欧洲乃至世界历次政治格局变化的大态势紧密结合起来,而且又力求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各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课程清晰地展现了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留下的许多深刻的历史经验,展现出宏大的气势,给人以深层的哲理启示。武大国学班《德国现代化进程之路授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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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福利国家”的扩展与危机

关于20世纪20年代魏玛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展与危机问题,要追溯到德帝国时代德福利保险制度的成就上去,为此李教授首先介绍了德国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历史起源。

在过去的乡村社会里,本身存在着一种农业社会的安全机制,它是由容克贵族农庄的父长制和等级制、普鲁士宗法制度中的慈善机构,以及团体性的社会秩序所共同组成的,它为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局势提供了一种预防性的措施。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这一安全机制在乡村生活中已不断萎缩和丧失,而且对于那些脱离乡村进入都市化生活的工业无产者来说,一种工业社会安全机制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更何况,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生产过程的危险性,生产者生存的无保障性已大大加剧了。

最先提出应对这场社会大裂变施加一种有控干预的是一批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的官僚、学者、企业主和神职人员。

李教授指出:在德意志,恰恰是那些最大的、也是财力在日益壮大的工业巨头们首先打算在工矿企业中“办福利”,并将其视为“对付工人暴动的社会保障的前提”。相反,那些正处于资本于雇佣劳动两级分化魔石之间苦苦挣扎而自顾不暇的中小企业主们,对工人的罢工听之任之。

社会组织的慈善努力,不仅设立了企业辅助性保险机构,还开始实行“带薪假日”制,开办托儿所、工人食堂、工人医院,并建造起工人住宿区。对工伤事故造成的个人损害承担处理义务的制度,也在大型厂矿中实行。面对这种局面,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福利国家化。

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的改革纲领鼓励了俾斯麦采取行动。在俾斯麦看来,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便能在无产者中制造出忠于国家的保守主义思想。这位铁血宰相开始用“皮鞭加糖块”的手法来应付这场社会裂变和工人运动。

1881年,“俾斯麦法案”进行长达两年的争夺。1883年《医疗保险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一种涉及到国家法律强制原则、社会自我管理原则、投保原则、法定标准索赔原则、组织多样化原则的“社会福利保险制”开始形成。“福利国家化”政策在更广的范围内推行开来。

武大国学班的李教授认为认为:德帝国当局推行“福利国家化”政策最重要的动机是传统权力精英们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这项政策最初是作为反对工人运动的国家力量和传统权力因素自上而下推行的。不是为了穷人的政策,而是为了对付有威胁性的穷人。

“福利国家化”政策的主要得益者首先是容克贵族和霍亨索伦王室。在容克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并存的复杂化局势中,这一政策的推行扩大了工人运动与市民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距离。

这项政策的推行对德国工人运动长期的政治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极大地减轻了容克贵族政权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并提高霍亨索伦王朝的地位。

所有这些效果正是帝国当局期待的。这个由前工业化的传统权力精英们执掌的政权,竟能在工业化发展的快速进程中死里逃生,并不断强大,直至走向一战。

福利国家化政策作为“避免内部冲突的战略”,是有利于德意志对外竞争与扩张的。

“福利国家化”政策鲜明地推动了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它使德意志资本主义获得了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客观上缓和社会矛盾。它不是一项加剧穷人痛苦的政策,而是减轻穷人痛苦的政策。这在当时其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找不到的。

福利国家化有益于生产力发展。使生产过程、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以及分配的绝对量,开始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向华东,并同时使这种滑动成为了生产者继续进入生产过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迫使统治者得不断地去调整经济社会的现存秩序。

客观上形成一种推动科技进步的社会机制。迫使企业主和科技工作者不断改进陈旧机械,采用更安全,更有效益的技术装备,研究安全生产的措施,这无疑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战后的德国出现了一场政治结构上的大变动。随着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的建立,普鲁士容克贵族传统权力精英以及大资本的权力垄断已被打破,大量来自中间等级的民主派成员与天竺教徒进入了国家政治的决策机构,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自由工会运动摆脱了政治上受歧视的地位,并参与了对国家的负载。这种政治力量的新组合无疑有利于福利保险制度的发展。

魏玛“福利国家”的这种发展,是靠着对一种几乎萎缩了的国民生产总值引人注目的重新分类来发挥影响。国家为传统的三大保险所作的支出,已从1913年的13亿马克上升到1929年的43亿马克,而国家和地方财政为那四个新设立的保险分支部门在1929年共支出了50多亿马克。1929年的市场价格,整个净国民生产总值还没有达到战前最后几年的水平。国家财政一直在赤字经营。国家增加税收,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性,加重了企业资本构成困难,削弱了德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更多人失业,国家又投入更多的津贴。福利制度的扩张成为了危机的参与性因素。1930年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倒台,标志着企业家集团掌握了主动权。布吕宁内阁上台,力图减少国家支出、增加税收……不断以“紧急条令”形式对经济生活施加有利于大资本的干预,对社会福利金进行大规模的削减。其后的巴本政府,则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来撤除这个“福利国家”。传统的医疗、养老、工伤残疾三大保险成为攻击对象。巴本政府颁布的紧急条令,不断恶化了国家。

只能领取少量生活费用的人,满腔激愤的参加到反共和国的政治方向左右相反的街头集会去了,绝大多数人流入了纳粹党力量的储水池中。

李教授从魏玛“福利国家”的危机悲剧中得到两点结论

1.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作为社会再分配内容的福利制度的顺利发展,必须有经济上的稳步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因为依照投保和法定索赔标准原则运行的保险体制,作为一种经营体制,是要以投保人多而索赔者少才能维持下去。在此,低失业率是这种体制顺利运行的关键。这种低失业率,只有在经济稳步发展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也只有在生产增长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更多的分配。

2.福利制度本身有着发展方向上的绝对要求。当福利制度在德帝国时代被开创出来时,它是使生产过程、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分配的绝对量都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向开始滑动。生产者不仅不愿意再度失去已争取到的条件,相反他们要争取更好的条件。任何减少福利保险金、缩小福利保险面的措施都是在加剧穷人的痛苦。

宪法上的许诺与状况现实性之间的鸿沟,只有在有利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才能去有步骤地跨越。而他们的福利国家纲领没有考虑到实现它所需要的物质前提。布吕宁、巴本政府的愚蠢在于他们没看到削减个人福利保险能激化社会矛盾。受济者心理上造成了安全保障完全丧失,这自然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为纳粹党力量的壮大提供了良机。

第二部分 寻求“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社会心理

卡里斯玛式:能通神的魅力的领袖。

一战失败表明,德国有限国力与无限野心之间的矛盾,使得它想要再度向世界霸权发起挑战,至少首先需要对整个德意志社会进行更高程度的整合。这种统治要将权力和责任完全集中在一个“卡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身上,并由这位独裁人物来对社会实行全面彻底的组织、控制和统治。这种领袖人物“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和超人的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这种统治往往产生于传统秩序发生危机,人们对原有信仰体系产生动摇之时。

自从德意志社会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以来,世俗化以快得多的速度发生在越来越广泛的人口集团那里。19世纪提出的那些解决方案,通过共和国的证明令人失望。以基督教为基准的生活世界已失去了魅力。德意志反启蒙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大大增强,一种寻求救星的社会心理获得了发展。

由于魏玛时代的现代化粗暴而快速的发展,那些最先进的政治思想大大减弱。这种碎片化局势不仅使公众对这个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不适应性进一步增强,而且也使得这些集团边缘力量受到激进集团中间力量的影响。

这种期待在下层群众希望能出现拯救众生的领袖人物的渴望中,20世纪后半期,整个德国国民社会已经开始寻找“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组织井井有条的社会,作为摆脱现代化进程的矛盾和行为障碍的出路。

为什么德意志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抛弃导向了纳粹主义独裁的新统治?

因为从根本上讲,并不是首先由于传统权力精英们向传统的倾斜,而是由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在整个共和国时代发展起来的那种特别具有危机性的活力,才真实地动摇了共和国。正是这种活力,将传统精英们推入到一条反民主的战线上,如果这条战线获得胜利,将意味着威廉体制的复辟。传统权力精英的反民主路线,导致了它们失去更多群众。他们也需要强权人物。这种危机性活力使群众丧失了安全保障感。他们被推入了普遍的贫困和孤苦之中。这就使得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既能救他们出苦海,又能提供政治稳定的另一种非自由、非民主的开端。只能是对一位能拯救他们的“卡里斯玛式”独裁人物的期待。

武大国学培训班的学员在所有的政治集团所体现的思想体系中,唯有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才最能符合这种迷信。

希特勒从来没想过要去复辟帝制,而是要去建立他的纳粹主义独裁统治的。纳粹主义的崛起,是依靠基督教信仰约束力的全面崩溃才成为可能的。

正是在这样一条社会心理和精神倾向普遍向过去退却的道路上,这个巨大的社会心理缺口的存在,才使这位纳粹党的元首终于找到了足够多的追随者和“民族同路人”。

第三部分 “新宗教”的现代化宣传

希特勒谙熟现代宣传技巧,他认为宣传必须通俗易懂,必须调整到群众最有限的智力水平上,因为群众接受力有限,遗忘力巨大。所有的宣传必须朗朗上口,反复唠叨,一旦你不用这个口号,而去采用任何更复杂的语言时,就不会有任何效果。

这位元首没有躲在文件山的背后,而是利用一场场充满激情的演说中,声称自己是“天意”,他斥责工业化以来所有制度的堕落,发誓要召回日耳曼人的美德、力量,所有被他称为正常的伦理道德风尚,都是为那些对现代化的现实感到愤慨、在政治上天真烂漫的人们所设计的,为那些在精神上迷失方向的人们所设计,在德国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位得民心的保民官像希特勒那样成功粉碎听众情绪上的反抗,驱动他们愤怒、兴奋,激发他们表达像他一样的意志。几乎所有回忆希特勒的演说史料都记载了听众对他产生出“宗教般的敬畏感”。

希特勒懂得如何将现实中产生的压抑表达出来,如何将现实中的沉默赋予真实的形态。这种沉默是对战败和平条款的拒绝。他看出,现实的和平并没有被确定,从根本上讲,它仅仅是战争在用另一种手段继续着。

希特勒在人类政治活动中最先、最好、最早利用了现代化大众传媒工具,当时的群众不熟悉政治家会拥有这种操作技能。正是通过使用这些新技术,希特勒比同时代更多政治家将自己兜售给群众,像一位真正的天使,救世主。这是一个扩音器、收音机、飞机、留声机技术得到迅速发展的时代。

将现代化技术手段与老式的国家权威的自我表现物配合起来使用,使希特勒争夺民心方面远远胜于其他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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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废墟上的奇迹

德国是20世纪前半期两场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一遍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然而这个1949年10月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那个魏玛共和国那样被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所颠覆,而是已经和平发展69年了。

这69年里,德意志民族成为了对纳粹罪行最清醒的反思者、“欧盟”最富裕的成员国和最重要的奠基者、世界和平最积极的呼吁者。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西方阵营中最强烈的反战呼声就来自这个民族。

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学员今天的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过去世界上的“头号战争民族”会变成今天世界上的“头号商业民族”?

一、“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出台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时在经历了纳粹主义统治的灾难后,又面临东方共产主义迅速发展的强大压力之下,为维护私有制而发展起来的。

他们在对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与纳粹主义上台之间关系的回顾中认识到:巩固民主制度必须有发达的经济作保证,魏玛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已经证明:贫穷、失败只会是纳粹主义的滋生地。要防止纳粹主义的复活,仅有一种法律上的民主制度远远不够,这种制度必须与大众经济上的安全保障相联系。

在这场由“纳粹统治经济体制”向新经济结构的转变中,他们抛弃了魏玛时代那种“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提出了一种竞争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相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一种国家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

在保证自由进入市场、防止垄断行为的条件下,市场过程的参与者可以自主做出决策,国家则可通过市场把各个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协调成一个国民经济整体。国家对市场中的获利者实行严格的累进税制,并通过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国民个人收入的再分配,来达到一种市场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结合与平衡。

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1.1948年货币改革

新德国马克在整个西部地区成为唯一有效支付手段。缓解了西部贫富分化产生的社会对立。“货币改革”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变革措施如价格、工资制度的改革,改变了西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形势,为完全取代纳粹统治残留下来的“统制经济体系”打开了大门。

2.1957年颁布反垄断法

对大资产者的经济特权进行严格限制。该法的核心是禁止“卡特尔化”,它明确规定“任何企业和企业集团原则上不得通过就价格、数量和瓜分销售领地达成协议来限制相互的竞争。同时,国家控制企业兼并。

3.严格实行累进税制

私有财产必须为社会尽义务。

魏玛时代和纳粹时代资本野蛮剥削的特点得以改变。它使市场分配的部分结果广泛转移到个人的社会收入份额中。德国成为战后所有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社会贫富悬殊最小的国家。

4.改善受雇者地位

5.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网

一张极其严密的社会保障网,作为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立起来。它保障了联邦德国公民的生存,并在他们面临疾病、工伤、失业、残疾、衰老、负担家庭以及死亡风险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从而使联邦德国成为战后世界中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

三、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

战争带来了更多的熟练劳动力;拥有高科技的强大优势;战后盟国对德国问题处置向“和平工业化“加速转变创造了优越条件。

来自东德意志的难民,由于其年轻化和高教育化特点,恰恰支持了联邦德国的经济繁荣和教育成就。德国是没有军费的国家,轻装上阵,全力以赴促进经济增长。联邦德国凭借它强大的工业潜力、先进的高科技生产水平,确保了它在欧洲和世界市场上更高的生产率和更低的产品价格优势。

这股猛然得到加速的现代化推动力,来自于对德意志社会内、外环境结构意义深远的改造,世界反法西斯为德国改革提供了机遇,德意志的工业潜力得到和平发展。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与占据优势的工业潜力相结合,创造了西方世界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

第五部分 关于德国难民政策的思考

德国是欧盟中最大的经济强国,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健全的国家。德国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完全依靠制造业出口为生的国家。这使它不仅没有受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今日的欧债危机中,更是“一枝独秀”的形象令世人瞩目。

默克尔政府向德国选民递交了漂亮的成绩单。自2015年年底以来,110万难民涌入德国,各地接待能力达到极限,在难民安置和长期融入上暴露的问题引起人们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不满。李教授为我们深入分析了德国默克尔政府为何最初会采取积极的难民政策,德国难民政策的失败使欧盟面临了怎样的危局。

关于“逆全球化思潮”,李教授也给出了他的理解,认为这场“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局势下面临的困境有关。提出要理解这种相关性就必须了解投资与全球化的关系。资本投资的三大必要条件是“穷人多,社会安定,离世界市场近”。

西欧国家近年来频频受到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袭击威胁。西欧国家的白人社会今天已经对接受外来难民失去了兴趣。一种“排外主义”开始抬头,并通过民粹主义的积累形式终于表现出来。

德国与伊斯兰世界过去没有太多联系。劳动力对德国具有意义。德国人善于管理,没有吃过伊斯兰教民的亏。加上德国极力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明自身已经洗心革面,已经从过去大屠杀的罪恶中改造过来了,因而要拿出最积极的对待弱小民族和难民的态度来证明。这样获得国际政治上的得分,获得人口红利。

但是来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难民搅动了欧洲政治,庞大的难民数量给欧洲多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福利造成了巨大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借机崛起。

所以,当前民粹主义对欧洲政治影响已经很大了,民粹主义从某种程度代表了对弱者的同情,它的兴起反映出全球化的“进步”与“残酷”的两面性。

武汉大学国学培训班的李教授曾经留学德国,并多次到德国访问与研究,得到德意志研究基金会的大量赠书,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厚积薄发。他在掌握了充分的史实基础上,对德意志现代化的讲解深入而全面。他的课学识兼备,对德意志现代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精彩讲述和评论,对学员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认识提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先进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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